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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伊藤博文崛起于倒幕运动时期，在明治成立后累迁要职，他虽然比李鸿章小十八岁，但此时却已是日本政界的头号实权人物，明治天皇最信赖的重臣。他在日本朝野的地位和声望，与李鸿章在中国的情况也可谓不相伯仲。

　　正如李鸿章在中国通常都被视为态度温和、不轻言战争的主和派一样，伊藤也是一个希望借助于和平交涉来获取实际利益的政治家、外交家，因此他在日本被激进的“鹰派”认为对外软弱，害怕战争，属于“鸽派”或者说是“和平主义者”。因为李、伊皆不同凡响，且有很多相似之处，所以两人常被外界放在一起比较，李鸿章被称为“中国的伊藤博文”，伊藤则被称为“日本的李鸿章”。

　　作为日本“鸽派”的主力，伊藤此次来华谈判，确有和平诚意，可是面对日本国内民意和“鹰派”对华强硬的诉求，无论伊藤本人还是日本，都不敢等闲视之。这从伊藤使团的组成就可以看出来，伊藤使团人数众多，成员文武各半，武官中以全权副大臣西乡从道为首，包括了海军各军将领。这些武官都具备出洋经验，精通国际实务，但却不参与交涉，他们的到来，显然表明日本已经做好和战的双重准备。

　　伊藤在京与总理衙门大臣进行了两次会谈，并在第二次会谈中明确了日方的解决方案——根据竹添进一郎的报告以及所谓日本在朝侨民的口供，除徐承祖事先了解到的“撤兵”“惩将”外，日方还要求赔偿侨民损失。

　　因为已接到李鸿章的报告，总理衙门对伊藤提出的方案并不感到特别突兀，只是现任的总理衙门大臣大多不熟悉洋务，奕劻拿不出个人意见，隶属清流派的邓承修等人虽进行了反驳，但伊藤又不屑与谋，所以双方并未能谈出个子丑寅卯。

　　经过试探，伊藤决定与李鸿章一对一地进行较量。年4月3日，李鸿章与伊藤在天津开始进行第一次谈判，“撤兵”“惩官”“赔偿”再次成为中心议题。李鸿章当即指出，事变是日方挑起的，华军在事变中也受了损失，“惩官”“赔偿”皆无依据，至于撤兵，如果中日两国同时撤兵，可以考虑接受。

　　中国向无派兵长期驻守海外的习惯和传统，壬午兵变后派兵入朝，实际是近代首次，也是最后一次驻兵海外。历经近三年的海外生活，留驻朝鲜的三营一千五百名庆军将士思家心切，急欲返乡，天津谈判前，统将吴兆有已代表全体将士，禀报李鸿章，恳请换防回国。另一方面，中国驻兵朝鲜只是在壬午兵变发生后的不得已举措，初衷也仅是为了帮助朝鲜平定内乱，履行宗主国的义务而已，原本就没有长期驻扎的打算。

　　从李鸿章的角度来看，现在既然日本以“撤兵”作为解决争端的前提条件，不如顺水推舟地答应下来，这样既可以将庆军顺势撤出，又可以使中国对朝外交重回“不沾不脱”的轨道，从而避免日俄等国的非议、责难。

　　中方“撤兵”前提条件还是中日同时撤兵，对于涉及冲突责任的“惩官”“赔偿”问题，则是一口否决，这显然没能达到伊藤的期望值。直到进行第二次谈判，双方依旧意见相悖，谈判陷入了僵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