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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柳原使团访华时留下了条约草案，李鸿章与特地从上海调来的老部属应宝时一起，逐款签注意见，消除弊端。另外又拟了一份中方关于条约的草稿大纲，由应宝时等人参照上海从前所办交涉文件，将其拟成具体细则，最后再送交总理衙门审查，以此作为谈判的基本依据。

　　年7月，日本任命伊达宗城为全权大臣，柳原前光为副使，率代表团抵达天津。中方则指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，应宝时等随同帮办，与日方举行缔约的正式谈判。

　　谈判一开始气氛就很紧张，李鸿章仔细看了日本先行提出的条约草案，看着看着，渐渐拉下脸来。原来他发现这份草案与上次的那份完全不同，所有条款，竟然全都抄自德国逼迫清廷所订立的“中德通商条约”。

　　显然，日本的胃口变大了，不是要通过订约，实现同中国平等的国际地位，而是想和欧美大国一样，迫使清廷接受不平等条款。李鸿章对此极为气愤，他看到草案中有一款是“日本国可运输货物到中国内地，也可到中国内地购买货物”，当即拿起笔来，在两个“可”前都各加了一个“不”字。

　　鉴于日方已弃用柳原版本的草案，李鸿章提出将中方事先拟定的草稿大纲作为谈判底本。这是一份经过李鸿章本人精心推敲的大纲，比如对于中国内地通商问题，已明确规定中日双方都只能在指定口岸通商，不能进入内地；在条规第一条中，李鸿章富有创见性地写入“对于两国所属邦土，应该各自以礼相待，不可稍有侵犯逾越”，其中“所属邦土”，指的是中国藩属国，主要指朝鲜；在条规第二条中，加入中日两国遇到他国不公正对待，“必须彼此相助”的语句，其隐含之意，就是不让日本靠拢西国，进而要求中日能够结成互助同盟。

　　日方谈判代表在看完中方草稿大纲后，对通商问题未表示异议，对条规第一条从明面上也说不出什么不对，但对第二条则强烈反对。

　　与李鸿章之前的想象不同，日本实际上不仅不愿与中国结盟，而且对于任何相关迹象都极力避免。伊达认为，中方所拟草案的条规第二条容易引起西方大国猜忌，因此他们致函中方代表，声称通商建交是中日之间的事，跟他国无关，两国之间的条约只要按照西方惯例拟定即可。

　　日本坚持要以伊达带来的新版本草案作为谈判底本，双方就此展开激烈争论，李鸿章先让应宝时与伊达的副手柳原反复辩难，继而又亲自会见伊达，当面鼓，对面锣，一一辨明是非。

　　大清朝一向被外界视为不懂外交，日方代表团原以为可以无须花费气力，就把中方代表纳入他们所设计的轨道，至此才知道中方亦是有备而来，相应的知识储备和眼界也绝不在他们之下。看到若不使点手段，将难以实现预定的谈判目标，伊达便决定按照西方国家与中国官僚打交道的经验，对中方代表采取压迫式打法。在拜见李鸿章时，他一出场就昂着个头，显示出极为自负、盛气凌人的样子，说话也采用蛮横无理的态度，期望以此吓唬住对方，迫使其让步，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，李鸿章却根本不吃他这一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