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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哥就是我，大庆杜蒙人，蒙古族聚居区出来的汉族小伙。

"黑哥"这个称呼来得毫无悬念——军训第一天就被教官点名："那个最黑的，出列！"我低头看了看自己，又看了看旁边同样晒得黝黑的兄弟，发现确实是全场最黑的那个。杜蒙的草原风吹日晒加上从小打篮球的户外暴晒，把我腌制成了一个移动的炭块。后来全寝室统一口径叫我黑哥，叫了四年。

大学四年，我的人生主线剧情就是篮球场。早上八点的课，我七点半还在球场投三分；下午没课，球场上一定有我；晚上熄灯前两小时，大概率也在球场。室友们一度怀疑我交了体育系的学费。膝盖上的擦伤就没好全过，右手食指常年变形—那是长期投篮留下的勋章，也是我大学唯一的"专业课成果"。

学习嘛，说不上努力也说不上放弃。上课坐在后排，笔记记一半走神一半，期末突击复习三天，六十多分飘过。考研那年是认真了的，买了全套资料，在图书馆坐了两个月，但底子太薄，加上心态崩得快，最后差了十几分落榜。走出考场那天，我在校园里转了好几圈，第一次觉得四年好像什么都没攒下。

其实我也去过图书馆，不总是打球。偶尔会翻翻闲书，《读者》《青年文摘》之类，也有模有样地做过读书笔记。但回头看，那更像是一种自我安慰—假装自己在努力，实际上方向模糊，生活没有任何规划。该考的证没考，该实习的时候在打球，该想清楚未来方向的时候在想今晚吃什么。

毕业后进了哈尔滨当地江北开发区的一家化工厂，做技术员。倒班、巡检、写报表，日子稳定得像复制粘贴。偶尔下班后去厂区篮球场投一会儿，汗水流下来的时候，恍惚觉得又回到了东农的那片水泥地。

黑哥在化工厂工作了三年，逐渐的成熟开始对未来有所思考，不想再过一眼就能看到退休得状态，在三年后选择了结束这段安稳的日子而选择了销售工作。但那段在东农的青春，那些光着膀子在球场挥汗的日子，还有寝室里五个活宝的笑声，是我这辈子最亮的底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