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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中有些人，看着我长大，对我客气又疏离，眼神里带着审视和怀疑。

他们可能觉得，我只是一个空降下来镀金的、不谙世事的大小姐。

我没有说任何废话，直接打开投影，将自己熬了三个通宵做出来的，关于“东城计划”材料供应的优化方案、成本控制模型、以及风险预案，一条条地展示出来。

从宏观的战略布局，到微观的材料配比参数，从供应链的管理，到每一个施工节点的衔接。

我讲了整整两个小时。

当我讲完最后一个字，合上笔记本电脑时，会议室里一片寂静。

之前那些审视的目光，全都变成了惊讶，然后是信服，最后，是发自内心的敬佩。

坐在我身边的王叔，带头鼓起了掌。

雷鸣般的掌声，在会议室里响起。

那一刻我明白，我不再是“宋董的女儿”，而是“宋总”。

接下来的几个月，我几乎是以工地和公司为家。

戴着安全帽，穿着工装，穿梭在尘土飞扬的施工现场。

在会议室里，为了一个技术参数，和团队争论到深夜。

在酒桌上，和那些难缠的合作方代表周旋。

我用我的专业和能力，一点点地，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。

半年后，一次行业峰会上，我作为“东城计划”的代表，上台发言。

我穿着一身干练的白色西装，站在聚光灯下，侃侃而谈。

台下，坐着无数业内大佬。

我看到了他们眼中，那种平等的、欣赏的目光。

这种感觉，比从江驰那里得到任何虚假的赞美，都要让我感到踏实和满足。

一年后，“东城计划”一期工程顺利竣工。

庆功宴上，我见到了一个许久不见的“熟人”。

那是我爸的一位老朋友，也是一位银行行长。

他端着酒杯走过来，跟我寒暄了几句，然后状似无意地提起。

“说起来，那个江驰，最近好像在我们银行的一个合作工地上当小工。听说日子过得挺惨的。”

我愣了一下。

自从驰风工厂破产清算后，江驰就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。

他名下所有资产被拍卖后，依然没能还清那笔三千多万的巨额债务。

他成了一个背着几千万负债的“老赖”，被限制了所有高消费，甚至连高铁票都买不了。

我以为他会离开这座城市，没想到，他还在。

第二天，我去一期工程的收尾现场视察。

在工地的角落里，我看到了一个正在费力搬运钢筋的男人。

他穿着一身满是泥污的蓝色工服，脸上晒得黝黑，头发乱糟糟的，胡子拉碴，整个人瘦得脱了形。

如果不是那双眼睛里还残留着一丝熟悉的偏执，我几乎认不出，他就是一年前那个意气风发的江驰。"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