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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张家的叙事里，年到年这七年，仿佛是一块被磁铁强行吸走了数据的硬盘。

正如我之前所说，我对爷爷张铁生的印象，几乎是一张白纸。那张白纸上没有酒精棉球的味道，没有铝饭盒的磕碰声，甚至连他那张被战火和杜冷丁揉皱的脸，我都对不上号。

关于爷爷的一切，都是我从父母饭桌上的只言片语，或是邻居大妈那满含怜悯的眼神中，像捡碎瓷片一样拼凑出来的。

“你爷爷啊，那时候最疼的就是你。”

母亲金顺姬偶尔会在叠衣服时，盯着窗外冒烟的烟囱说上一句，“那时候他谁也不让碰，就爱抱着你。你那时候胖，他腿脚不好，还得一颠一颠地抱着你在院里看火车，嘴里嘟囔着谁也听不懂的战斗口令。”

可是，每当我试图追问爷爷是怎么死的时候，家里的大人就会像触了电一样，瞬间陷入一种诡异的沉默。

父亲会借故起身去修那辆永远修不完的卡车，母亲则会突然变得忙碌，把缝纫机踩得“嘎哒嘎哒”响。那种沉默里带着一种陈年的灰尘感，厚重得让人喘不过气。

我曾一直理所当然地认为，人类的记忆系统是从上小学那天才正式启动的。

我觉得所有小孩对于七岁之前的事，都该是浆糊一团。直到很多年后，我跨越了太平洋，站在纽约曼哈顿充满尿骚味与dama味的街头。

那天，我和一个在街边一起画画的哥们——一个满脸胡茬、却能画出最细腻光影的哥伦比亚移民，坐在台阶上啃着冷三明治聊起了童年。

“我记得我两岁的时候，我祖母煮的那锅红豆汤的香气，”他眯着眼，指着阳光下的灰尘说，“还有那天下午，一只蓝色的蝴蝶落在我的脚趾上。那种蓝色，我一辈子都调不出来。”

我愣住了。我以为他在吹牛，于是我开始像个偏执的社会学家一样，问遍了身边所有的人：读研时的美国同学、地产公司的同事、甚至路边的流氓。

答案让我通体发寒。

他们中有的记得三岁时的午睡，有的记得四岁时摔碎的瓷碗。每个人都有一串闪着光的、关于幼年的记忆珠子，唯独我，那串珠子断了。

我的童年，像是被人人为地格式化了。

这种“记忆空白”在医学上或许有各种解释，但在张家，它更像是一种潜意识里的避险。

后来我才隐约意识到，那不是记忆消失了，而是那段岁月里的底色太暗、太沉，甚至带着某种年幼的我无法消化的恐怖。

而母亲则把家里所有的老照片都放在爷爷留下的铝饭盒里，一压就是二十年。

那种“集体失忆”，是张家人保护我的方式。他们希望我像那台重装了系统的电脑，清空所有的战火、原罪、杜冷丁和那场决绝的火，干干净净地去考大学，去大连，去纽约。

可命运最阴险的地方在于：有些东西，你虽然记不起来，但它早就刻在了你的基因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