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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章元熙元年

新年元日，司马德宗下詔，废义熙年號，改元元熙，即日起，便为元熙元年年。

建康城內更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，家家户户换了新的桃符，所谓桃符，即桃木纸板，上面画著神茶、鬱垒二神的画像，钉在门上，用以驱邪镇鬼。

直到唐代以后，才由秦叔宝、尉迟敬德代替了二神。

城里的热闹与刘义真无关，他如今搭乘船只，正航行在江面上。

甲板上，刘裕对谢晦感慨道：“来时顺流而下，日行二百里，如今溯流而上，日行却不过五十里，走水路往襄阳，其实速度与陆上行军无异。”

《唐六典卷三户部记载：船只在载重的情况下，於黄河行舟，顺流而下者，日行一百五十里，溯流而上者，日行三十里。

於长江行舟，顺流而下者，日行百里，溯流而上者，日行四十里。

当然，这只是唐朝时的水运规定，具体情况需要具体分析，警如刘义真南下时，正赶上丰水期，所以能够日行二百里。

如今溯流而上，又赶上了枯水期，所以能够日行五十里。

谢晦闻言，笑道：“乘舟而行，世子能够减少將士们远征的疲劳，臣但恨没有一条水路由荆州直通长安。”

刘义真深有同感，走水路的唯一优势，就是不需要土兵们用两条腿赶路。

否则，从建康到襄阳，要走一千五百里，从襄阳到长安，又有九百六十里，合计足足二千四百六十里的路程，只怕就算赶到了长安，也是人马俱疲，没有一两个月的休整，根本缓不过来。

刘义真算了算时日，他走水路到裹阳，正好需要一个月的时间，再由北岸的樊城下船，走陆路往长安，因为没有携带粮草辑重的关係，可以轻兵疾进，日行七十里，大概十四天能入长安。

全部行程合计四十四天，等到了长安，再休整半个月，大概在三月初的时候就可以东出，那个时间点，春耕也基本结束了，可以大肆徵召民夫，並不会影响关中地区的农业生產。

这也是刘义真挑在这个时间点北上的原因。

通常情况下，打仗也讲究不违农时，否则耽误了耕种与收穫，只会越打越穷，落得个穷兵武，自取灭亡的下场。

刘义真突然感慨道：“外患在西，在北，建康偏於东南一隅，实在难为都城。”

如果一旦关中真的有事，光是行军都要走四十四天，还有从长安传递消息的时间，以及徵召兵马、筹集粮草的时间，叠加在一起，至少要三个月，救兵才能赶到。

而且到了之后，还不能马上投入战斗。

这种情况下，只怕黄菜都凉了。

明初能够从南京发动北伐，前提是元朝zhengfu歷经五十年的持续开凿与疏通，最终完全贯通了那条三千余里长的京杭大运河。

除非刘义真肯费十余年，乃至数十年，开凿一条贯通长江、黄河的大运河，否则，根本不可能由建康发动北伐。

杨广能在五六年內开通运河，是有杨坚开创盛世为基础，如今的东晋，未来的刘宋，可都没有这样的家底。

因此，刘裕、刘义真父子但凡还有进取心，在未来定都时，就不可能选在建康。